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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斯金纳所谓的被决定(人)与决定(世界或环境)的关系,相反,从认知上看,两者的联系或沟通“主要依赖于双方的同型性(结构或形式的类似)”。人之于世界是中心,是目的。环境固然可以改变人,但从根本上说,“世界能传递给人的仅仅是他配得上的、应得的或‘企望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能从世界接受的和能给予世界的,仅仅是他自身的存在”。“因此,对人格内部结构的研究是理解人能传递给世界什么和世界能传递给他什么的必要基础。”〔115〕这就是说,人与世界(环境)之关系的理解最终必须以人自身的内在本性和需要为基本出发点,这是马斯洛与行为主义者在有关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上的原则分歧。
关于人与科学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马斯洛一方面主张两者的相通或同一(与斯金纳相似);另一方面又做出了与斯金纳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两者的统一或同一是不可否认的,但决不能建立在科学对人的统治或控制这一前提上,统一的基础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唯有从人性需要出发,才能解释科学的价值,才能建立真正的价值科学。他写道:“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116〕就人本主义心理学来说,这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便是基于人性及其发展需要这一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首先研究人类心理的基本事实,在此意义上它是描述性的。但这种事实陈述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意味,它的目标不只是给人们以人性需要的事实信息,使其形成合理的认识和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提出行动建议并意味着能达到某些结果。它帮助人形成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自身内部隐秘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他作为社会存在、社会一员的生活方式”〔117〕。所以,“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弄清楚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决定、达到聪明的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理、现实而发现的,是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而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真正使他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就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118〕。这就是马斯洛谓之的“经由‘确实性’寻求‘应该’”的心理—伦理之综合性方式。因为在他看来,“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种价值探索,由于它是对知识、事实和信息的探索,即对真理的探索,因而也正好是处于明智的科学范围内的”。
可见,马斯洛与斯金纳的解释是针锋相对的:事实与价值或科学与人的统一不是前者对后者的纯粹解释和控制,而是两者共同的人性基础。正是从人性的存在和实现中,我们才发现一个被认知的现实世界与一个被希望的应然(理想)世界统一起来。所以,描述事实的心理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发现价值的方法。
如果说,马斯洛与斯金纳在科学方法问题上的对立是一种人本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对立,那么,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则是一种积极人本主义与消极人本主义的分歧。用马斯洛本人的话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与“消极的心理学”的对立。
马斯洛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把人病理化的畸形心理学,他和历史上的汉密尔顿、霍布斯、叔本华等人一样,只习惯于戴着黑色眼镜来观察人和人的行为,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人类的缺陷、病态和不健康现象。这种囿于病态人或“人类渣滓”来研究人的心理学,必然导致对人性和道德的悲观和绝望。〔119〕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至多只是提供了人性的病态那一半,与之相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则集中关于人性的健康与美丽一面,立志“把人的健康的另一半补上去”〔120〕。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忽略人类心理的病态方面。马斯洛同样以批评的口吻责备了一些极端的“成长心理学”思想家只会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人。他如是说:“成长学派(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问题。”如果说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那么,这种极端的成长学派则是一种“根本没有邪恶的神学”,“因此两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121〕。
在马斯洛看来,唯一正确的方式只能是研究人的“整体动机”和“整体人格”,又以人的健康成长或自我实现为最高目标的积极研究,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的心理学”。他总结性地写道:“总之,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心理学感兴趣,我们就应该使用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的人、成熟的人和基本需要已经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健康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122〕然而,现代心理学似乎对人的消极方面更感兴趣,所取得的成果也似乎更大一些。但问题的根本却在于研究人类心理的积极方面,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真正肩负起为人类的幸福和发展指引航向的神圣使命,才能为人类道德现象的科学解释和价值目标的充分实现提供科学的人性主体基础。
18.3.3 动机—需要理论
如何研究人性?如何研究健康人的成长?马斯洛认为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课题,也构成了新心理学之新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围绕这两个课题而展开的心理—伦理理论也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关于人性和价值起源的基本动机理论或需要理论;其二是关于人和人性充分发展的自我成长或自我实现理论。两部分相辅相成,共同组成马斯洛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主体。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马斯洛的基本动机—需要理论。
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动机和需要及其满足,“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123〕。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整体,他有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构成他行为最基本的内在动机。在高低不同的需要层次之间,低级的需要是基本的,只有在较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产生较高级的需要;反过来说,低级需要的满足必然促使人产生较高级的需要。需要永无终止,因而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也是一个无限升华的过程。马斯洛将这一原则称之为把整体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或“整体动机理论”。
依据这一原则,马斯洛首先阐释了关于动机的16个命题。简明起见,我们将其概括为:(1)作为一体化的整体个人;(2)作为非普遍性典型的饥饿;(3)手段与目的;(4)欲望与文化;(5)动机的复杂多样性;(6)动机之促动状态;(7)各动机之间的关系;(8)内驱力;(9)动机生活的分类;(10)人的动机与动物动机(“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11)动机与环境(“应以有机体或性格结构为中心而不是以环境为中心”);(12)整合作用;(13)无动机行为;(14)达到目的之可能性;(15)现实影响;(16)了解健康的动机(应以健康的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病态者为中心)。〔124〕这16个命题实际是马斯洛动机—需要理论的前提论证,只有考虑并遵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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