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美国实用主义伦理学

如同美国在现代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一样，美国本土的道德文化观念也越来越成为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图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美国伦理学及其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和宗教等文化观念形态，真正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西方文化阵营，还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它具有的特殊生成发展史，也使得其伦理学形态具有着奇特的生长过程。一方面，它历史地受惠于欧洲，特别是英国道德哲学乳汁的哺育，以至于连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是英国的产物”〔503〕。另一方面，它所处的特殊环境（自然的和文化的），又使其民族文化（包括道德文化）随着它现代化政治经济的逐渐独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特属于它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态。〔504〕实用主义便是美国文化脱胎于欧洲文化母体之后所创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美国特征的哲学和伦理学，它构成了整个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内核。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以“有用即真理”为基本原理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是“唯一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哲学”〔505〕。实用主义伦理学之于现代美国，犹如理性主义之于近代德国，经验功利主义之于英国，佛教之于印度，儒学之于古代中国。但问题还在于，实用主义伦理学远非一种狭隘的民族道德观念，它的重要性反映在它之于美国民族的主导性文化价值地位和对西方世界的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当实用主义在美利坚文化舞台上站稳脚跟并日益扩散其影响的时候，它也在遥远的意大利、英国、法国乃至东方的中国、日本找到了自己的知音。〔506〕就此而论，已足以使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伦理思潮而纳入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构成之内。



13.1　实用主义道德哲学的生长


13.1.1　“美国本土哲学”的诞生：实用主义

鉴于实用主义特有的历史命运，和它在新生美国民族现代历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们有必要在深入实用主义伦理学理论王国之前，先对其作为一股哲学文化思潮的形成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一个成熟民族的内在文明尺度。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美国政治研究权威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在谈到近代美国文化状况时曾经感叹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507〕。这自然是对一个正处于成熟文化前夜的民族所发出的深刻叹喟。但是，迨至19世纪末叶，这一状况开始改观了。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安定，一个以广大欧洲移民为主体所组成的新生国家，在美洲荒地上迅速崛起。由于它的主体是一批又一批挟带着欧洲近代文化气息并充满着开发梦想的欧洲移民，由于这块近乎原始的蛮土所提供的天然可开放性和无羁性环境〔508〕，因而使这一年轻的近代国家能够在短期内达到超常的发展水准。经过外战（如美国与英国、西班牙、墨西哥入侵者的战争）和内战（如“南北战争”），以及短暂的自然灾难之后，美国公民们以其空前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迅速建立起了近代资本主义。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继跨过一道历史的分界线：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初步建立并逐步巩固下来；经济上由“一个农业的美国”已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观念上的新的转型。诚如康马杰所指出的那样：“到19世纪末叶，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模式已完全改观，……变化本身既是量变又是质变。……美国人不仅要适应突然发生而且随处可见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且在他们国家的经历中第一次面临着哲学观念上的挑战。他们对物质环境的变化是习惯的；对于世界观的崩溃却没有精神准备。他们不仅要把经济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使他们的社会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任务他们是熟悉的——而且要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符合新的科学和哲学原理。”〔509〕

那么，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哲学、新伦理呢？17、18世纪以降，美国的旧移民们从欧洲大陆带去了资本、探险和开拓精神，同时也带去了欧洲传统的古典哲学和伦理价值观念。清教式的基督精神；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生活方法原则；理性主义的人生哲学；构成了这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杂交式新型国家所承袭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但是，尽管他们有着新的生活经验，尽管他们所面临的全新生活环境与文化需求，都曾迫使他们对这些传统做出了很大程度的“美国化”改造，却毕竟尚未创造出真正地道的“美国精神”和美国哲学。正是在即将告别19世纪而步入全新工业文明的历史性时刻，这种美国式的精神和哲学终于开始从欧洲文化母体中躁动，传统欧洲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片急剧变化的土地上受到了挑战。如果我们粗略地审视一下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与詹姆斯之间的哲学差异，就不难看到美国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伊始这几十年间“本土哲学”孕育并诞生的真实情景。

罗伊斯是美国现代哲学大厦的奠基者。但他的创造与其说是为独立的美国本土哲学设置蓝图，毋宁说是为建立这座新哲学大厦鸣锣开道，创造一种合宜的哲学学术氛围。这位被美国人称之为“严肃的”、“学究式的”哲学家，虽然是从美国落后的西部走来，却沉浸于豪华精美的德国式哲学传统，从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这些伟大的思想大师那里尽情地吸吮着理性哲学的乳汁，最终奉献给天性实际的美国人一座只能观赏而无法享受的思辨哲学宫殿。因此，他也就难逃为美国大众冷落的不幸命运。讲究实际的美国人清楚，皇宫虽美，却毕竟只能为少数权贵所逗留。有趣的是，詹姆斯这位久居都市、远游过欧洲诸国大都的绅士，却反而敏感地洞察到了19世纪美国人的这种普遍心理。他远遁德国古典哲学的深高莫测，执著地贴身于现代美国沸腾着现实创造热情和商业热浪的土地，终于创造出了一种“美国本土哲学”，这就是实用主义。詹姆斯使美国“首次脱掉了一种进口意识形态的印记”，因而被誉为美国“哲学的爱国者”〔510〕。

培里如是说：“罗伊斯在其经验上更像美国人，在其哲学上又更像欧洲人；而詹姆斯则在其经验上更像欧洲人，在哲学上更像美国人。”〔511〕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差异对比，其间恰好透视出美国哲学文化开始走向独立成熟的历史内涵：传统依附与新的创造、“进口”哲学与“本土哲学”、充满德国色彩的理性主义与适应美国现实生活的实用主义；……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切既是如此的交错混溶，又如此的鲜明迥异。历史的结果是：实用主义最终取代了欧洲理性哲学而占据美国哲学的宝座。这种胜利与其说是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理论竞争淘汰，不如说是美国现代社会生活对哲学的特殊要求和时代选择。还是康马杰一语道破真谛：“实用主义战胜了与之竞争的各种哲学体系，这倒不是由于实用主义具有优越的逻辑性，而是由于它的优越的现实性和实用性……”〔512〕

13.1.2　实用主义的生长与特征

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确立，标志着美国本土哲学开始进入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迄至20世纪30年代，经詹姆斯、杜威等人的不懈努力，实用主义达到鼎盛时期，被称之为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然而，实用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产物，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