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伦理学

解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禁深叹生活的艰苦。自我当被迫自认软弱时，便将发生焦虑：对外界而有现实的焦虑，对超我而有常规的焦虑，对伊底的激情努力而有神经症的焦虑”〔396〕。这就是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结构关系的具体总结，其中，自我被确认为现实人生的化身，它如同一个矛盾的调解者，却又是各种人格内在矛盾的集散地。这就是所谓精神人格构造关系图。

简明起见，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综合为一个图表：

12.2.5　文明与道德——人格的文化观照

如果说，人格结构理论是弗洛伊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那么，从人的微观心理世界走向人的宏观社会文化世界，从而把精神分析这一新的思维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道德领域，则是他的另一个学术目标。

1912—1913年，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文化心理学代表作《图腾与禁忌》。随后又于1930年发表了《文明及其不满》，对现代文明（文化）进行了独特的精神分析学解释，其中包含着他对道德问题的文化观照。他认为，所谓“‘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积累而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397〕。因此，文明首先表现为人类自身需要的文化成果。远古时代（例如澳洲远古的风俗中），原始文化最初表现为图腾（Totem）与禁忌（Taboo）。〔398〕图腾是原始宗教礼仪的象征。图腾系统往往是一种普遍化了的原始宗教和社会制度。因此，它既是原始宗教的滥觞，也是维护原始社会的基本制度形式。禁忌是图腾力量的具体显示，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原始社会对人们行为的具体规定，其内涵常带有“神圣的”、“超乎寻常的”、“危险的”、“不法的”等价值意义。因此，它常随文化的更替而传递，具有权威性力量，甚至被不断组织化、程式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个人或社会心理特质。所以，禁忌常被视为原始道德的象征。

弗洛伊德指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三个主要特征或收获：（1）它是人类共同生活得以进化的力量，也是公正观念产生的基础。文明使“团体的力量”得以形成并逐步代替“个体的力量”，这是文明形成的决定性一步。而由于团体与个体及两者力量的关系，自然产生了维护团体的法律和伦理，这首先就是公正的要求。公正表达非个人的意见，没有公正，团体或人类共同生活就不可能。（2）文明的产生使人类的本能得以升华。在弗洛伊德看来，本能特别是性爱本能乃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性爱与必然性”乃是“人类文明的父母”〔399〕。一如德国诗人哲学家席勒所云：“饥饿和性爱乃推动世界的动力”。人的性爱本能的升华是构成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源泉，它使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3）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文化挫折”，这种挫折源自人本能的不满。本能欲壑无底，满足永远是暂时的、相对的。因而人类生活中永远充满着欲求和不满，这就是文化的挫折，它“支配着人类之间社会关系的大部分领域”〔400〕。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这种挫折不断延伸又不断缓解的过程，而它的目的就是不断解除这种挫折。

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基本矛盾就是性欲（爱）与文化的矛盾。〔401〕一方面，每个人都先天具有其不可根除的自我本能，性爱是其核心；另一方面，人的性爱欲望又永远无法满足，即令暂时的满足也受到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压抑。从根本上说，“文明乃是一个为性爱服务的过程，它的目的是将各个人类个体、各家庭，然后是各民族和各国家结合成一个伟大的联合体，即人类的联合体。”〔402〕但人的欲望又常与文明的这种目的相对。人的侵略性、占有欲和唯乐利己倾向总是对文明的否定；反过来，文明也总以其超个人的力量来否定个体的欲望本能。于是，便必然地产生了人性与文明、个人与集体（社会）、欲望与禁止、利己与利他等一系列矛盾。从心理学上看，这种矛盾也是一种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冲突。所以说，超我的属性也是文明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文明只是一种扩大了的超我而已。这就是文化上的超我论，基督教伦理——“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即是最典型的文化超我论。

但从人的本性或本质上看，文化超我论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生活最终要受唯乐原则的支配。本我和性欲使人利己，文明和社会使人脱离自我中心而转向利他。事实上，文明本身也就是个人放弃自我要求转向利他（升华）的产物。于是乎，文明本身也处于一种永久矛盾之中：它以其强制力量使个人转向超我，又因人的本性使然而永远难以绝对成功。人类文明史就是这种矛盾的斗争史，其间充满进步，也充满不适。这就给伦理学带来了种种难题：“这种不适（ill-luck）——这就是说外部的挫折——极大地强化着超我中的良心力量”，同时，超我和良心的力量又使个人不适，成为不幸的牺牲者。〔403〕所以，伦理学的中心主题就是解释人在文明中的不适，使文明与人性的矛盾获得相对平衡。

依弗洛伊德所见，伦理学与社会本身不同，因为社会不管人的行为动机如何，只问行为及其效果是否符合文明的信条，而伦理学毕竟要顾及人的行为动机，也因之不得不关注人性本身。但从终极价值意义上讲，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是超我利他的、约束性的，而不是本我利己的、放纵性的。它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努力使个人增加“文化适应本能”，即“把自我中心的冲动变成社会本能的自我能力”〔404〕。

道德是培养人的文化适应本能的基本方式之一，它的实质就是教人放弃自我、转向利他。良心是道德培养的主要成果之一。在原始禁忌中，“早已暗示出‘良心’的本质和来源了”〔405〕。什么是良心？弗洛伊德说：“以语言证据来说，它是和一个人的‘最确实自觉’有关。事实上，在某些语言里，‘良心’和‘自觉’这两个词语很难加以区别。”“良心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拒绝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406〕。从人类整体而论，这种自觉最初源于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恐惧”〔407〕，起源于对文化传统的敬畏和承诺。由于社会文化的要求、禁忌和评价作用，使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社会价值权威或文化权威的恐惧。趋之则善，违之则恶。这种罪恶感逐渐使个人形成克己奉他的自觉意识，这就是良心。而就个人生活史而论，良心最早起源于对父母权威的恐惧和在家庭教育、传统约束等背景下出现的心理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感和负疚感。所以，良心的形成与人格心理的逐步生长是相互关联的，只是随着心理年龄的增长，外在的社会文化传统之限制和权威逐渐取代了父母权威和家庭教育的职能，人的罪感意识不断扩张，从而形成了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良心观念。

然而，在个人的道德感和良心形成的过程中，对外在权威的恐惧却始终是给人造成这种焦虑的根源。按弗洛伊德所言，人的焦虑大致可分为三种：源自外界而滋生的客观文化焦虑或现实性焦虑；由客观文化的外部焦虑内化而成的（或曰源自超我的）道德焦虑，以及由外在压抑所导致的（或曰源自本我冲动挫折的）神经性焦虑。现实性焦虑具有创伤性和后天经验性特征；道德焦虑具有强烈的罪恶感与羞耻感（或自卑感）特征；而神经性焦虑则具有游离性（freefloating）、恐惧症（phobia）或恐慌症（panic）特征。

通过对人类文明与道德关系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