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存在主义伦理学的初步评价

本章对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考察仅仅是一种历史断面的扫描。但通过上述三位思想家的伦理学理论，我们已经足以把握到作为一股伦理思潮的存在主义从开源到汇合，再到形成浩大理论之势和实际冲击力的大致流变脉络了。如前所述，存在主义伦理学堪称一股世纪性的伦理思潮，它几乎影响了西方世界一代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这一特点是其他伦理学派所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明乎存在主义伦理学在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历史地看，存在主义伦理学是现代西方非理性或反理性主义道德思潮的高峰。自19世纪下半叶起，古典理性主义伦理学在达到康德—黑格尔完美时代的巅峰状态之后，便开始遇到了真正的理论挑战。在它的故乡德国，由叔本华和尼采所组成的唯意志主义人生哲学首先向康德、黑格尔建筑的理性伦理学堡垒发起了攻击，意志、欲望、生命力量等非理性化范畴开始成为伦理学理论的基石。与此呼应的是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激烈抨击，个人第一次成为伦理道德的本体和核心，被认为是一切时代、历史和整个人类都必须通过的唯一关隘。〔353〕这种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反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验个人主义伦理学与理性整体主义伦理学相互抗衡的范畴，具有全新的理论转向性质。也即是说，它所反映的已不再是或从理性、观念出发或以经验、情感为道德出发点这一伦理学方法论上的分歧，而是彻底变换道德本体并同时要求改变伦理学方法的一种根本性或原则性的改变。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伦理学和克尔恺郭尔的个体存在本体化伦理学无疑是这一转向的开端，也是为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集中攻击康德、黑格尔伦理学的内在缘由所在。

继之，从法国又涌来了以居友、柏格森等人发起的第二次反理性伦理学的浪潮。他们以生命冲动或生命原始力量为基础开始了超越传统理性主义、重建新生命伦理的大胆尝试。他们的理论方式是法国式的、浪漫主义的，但他们的原则同样是非理性主义的和反传统的，其理论矛盾也是直接指向康德、黑格尔的。

但是，从德国的唯意志主义伦理学到法国的生命伦理学，虽然开创了现代反传统和反理性主义伦理学思潮的先导，却（1）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转向的全部理论任务，叔本华对理性的有限承认、居友对道德形而上学的保留以及柏格森对社会“职责”的相对认肯，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理论革命的不彻底性。（2）没有完成破旧基础上的理论立新，要建构足以替代康德、黑格尔近乎完美的理性伦理学体系的新伦理尚有距离，尤其是在理论方法上。正是这两大未竟的理论任务，决定了现代非理性主义伦理学发展并未终结。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中坚代表的存在主义正是对这一历史境况的理论承诺，也是继唯意志论、生命伦理学之后的第三次现代非理性主义伦理学浪潮。它的特殊历史地位和贡献就在于：

第一，它克服了其先导理论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方法论上的不完善性，使这派伦理学达到了空前的理论水准。无疑，不论是叔本华、尼采的理论多么反动，不论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的攻击多么激烈，也不论法国生命伦理学家们对超理性的道德经验有多么深刻的感悟和直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个共同缺陷：理论准备的不足，使他们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过于步履匆匆。或急进而失全面，或失之于片面而简单，或因匆忙而显得理论功力不足，如此等等。相比之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幸运地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培育，现象学方法论是一种带有全新性质的哲学方法，它寻求的是通过“本质直观”而直接切入事物本身的彻底的哲学观审方法。我们看到，正是从胡塞尔的门下，或者说正是从胡塞尔开辟的现象学世界里，海德格尔、萨特创造性地拓出了一片存在主义哲学的新领地，从而找到了在破除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废墟上重建新伦理新价值的基础和方法。

第二，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具体理论构造和旨趣虽有不同，但他们都精心建立了自己圆通而庞大的伦理思想体系。从人的存在出发，他们首先建立起了各自的哲学本体论（“基本本体论”和“现象学本体论”或“绝对自由本体论”），然后由此出发，系统而不失严谨地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关系等主体理论构造，基本上完成了存在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设置和论证，这一点是他们的前驱者们所未能达到的，也是其理论与实际影响远远超出前人、波及全球和多门学科的理论原因所在。由此，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所出现的三次非理性主义伦理学浪潮的递进中看出，存在主义伦理学不仅与前两次浪潮一脉相承，而且也是其现代发展的高峰。

从社会实际的视角来看，存在主义伦理学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集中反映。当今著名哲学史家科普斯顿说：“存在主义的积极性，无疑是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心理学理解”〔354〕。这一判断同样适合于存在主义伦理学。如果说，从克尔恺郭尔的伦理学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个人生活经验、情绪和性格的主观反映，那么，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伦理思想中就远不止于此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伦理学和整个20世纪的存在主义伦理思潮所反映的，更根本的是他们所属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我们曾经在本书上卷“导论”中谈到，20世纪西方乃至世界社会背景的两大突出特点是“战争与科学”。科学的崭新发展给20世纪的思想家们以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促动了思想方法论研究的深化，这就是20世纪科学哲学和元伦理学勃兴的根本社会文化原因。另一方面，科学在西方文明框架即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对异化、物化和现代科学的非人道化现象的关注日趋强烈，因之而引起的对人的关切也构成现代思想家们思维和研究的焦点。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而长期的社会影响，则使这种“人的关切”更为强烈、更为直接和现实。这正是存在主义伦理学形成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社会影响的直接社会根源。

在存在主义者们眼前凸现的现象世界，是海德格尔喻为的“无家可归的世界”（the homeless world）；是马塞尔诉之为的“破烂不堪的世界”（the broken world）；是萨特称之为的“被抛弃”、“被判决的世界”（the abandoned or condemned world）；是加缪所说的“荒谬的世界”（the absurd world）；是梅洛－庞蒂所说的“颠三倒四的世界”（the dislocated world）；也是卡夫卡所描写的“陌生的世界”（the estranger world）。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危机和不安以及连绵战争灾难（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为主要标志）的现象世界，人们在亲身感受生活的不安与烦恼的同时，更深刻地陷入了一种价值观念和情感心理的深层危机之中。存在主义正是在强烈关注这一现象的时刻牢牢抓住了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人的现实，也就是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遭受挫折失败的现实，和人本身的危机现实。这是存在主义及其伦理学滋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土壤。从海德格尔和萨特这里，我们看到，个人的现实存在问题被凸显出来，乃至被擢升到哲学本体论和伦理学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基本本体论和萨特关于自为存在的绝对自由本体论都是如此。同时，人的价值、异化、价值关系、行动（选择、谋划等等）、责任以及各种复杂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