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尼采的强力意志伦理学

采的著作体裁新颖，多用格言式或诗化语言，极富感染力，尼采也因此被西方誉为“诗人哲学家”。

1.3.2　重新估价一切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尼采属于一个典型的破旧立新式的人物。尼采自诩为“第一个反道德者”，是现有的颓废文化堆下的“炸药”；是旧价值体系的“彻底的破坏者”〔41〕。因此，“重新估价一切”是他的思想出发点，而毁灭后的旧文化、旧价值、旧道德的废墟，正是他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生命凤凰的再生之地，因而，“重新估价一切”又是他“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42〕。

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迄今为止，“一切生活价值的判断都是不合逻辑的发展的，因此，都是不公道的”〔43〕。“现今欧洲的道德只是一种群集动物的道德（herding-animal morality）”〔44〕，而不是真正人的道德。在尼采看来，所谓“群集动物的道德”，也就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它们是长期困扰和窒息西方人的生命精神的恶魔。所以，他明确宣称他的反道德也就是对传统颓废道德或基督教道德的否定和反动。他说：“从根本上说，在反道德这个名词中，含有两种否定。第一，我否定以往被认为最高者那种形态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认所谓道德本身的那种道德——即颓废道德，或者用更不好的名词来说，基督教的道德。”〔45〕换句话来说，尼采所要否定的即是传统理想主义伦理学所宣扬的那种道德理想人格（“最高者”）和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对后者的否定“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它是西方道德文化的腐朽根源，是西方价值观念颓废败坏的最根本的原因。

尼采尖刻地指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观念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它给我们设置各种美妙而俗不可耐的“目标”、“美德”，“这个‘文化’自始至终都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完全要我们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所谓理想目标”〔46〕，甚至把这种文化价值当作一种“古典文化”加以推销。从苏格拉底到康德、黑格尔都是如此，乃至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和诗歌也充盈着这种理想精神。于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激情被这种理想的幻影笼罩了，人性的律动被抑制了，剩下的只是一派梦呓般的邪恶气息。在尼采看来，这种理想主义文化精神的致命要害，就在于它使人们的心灵上滋生一种可怜的“乐观主义”，使生命的勃发缺少激情和悲壮感，失去了古希腊早期原有的悲剧精神——这是一种以悲痛为阶梯，使人从痛苦中崛起的壮烈人生感。瓦格纳和叔本华虽然感受到这种悲壮，但他们远远没有这种崛起的勇气，只是生命意志的一种消极退让。西方这种幼稚的理想主义所派生的乐观主义文化心理与基督教一道，铸就了西方文化与道德的颓废本质。

相比之下，基督教的文化和道德更为恶毒，它主宰着迄今为止的西方文化道德。这种道德传统最初渊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始的“希腊颓废精神”。苏格拉底以前，人类的文化和道德洋溢着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狂醉精神，但由于苏格拉底借用道德理性之神阿波罗（Apollo）神庙上全无血性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使古希腊英雄时代那热情洋溢的贵族道德堕入冷酷的理性深渊〔47〕，并影响到柏拉图等人，把他们从一个热情的活动家变成了“前基督的基督教徒”和理想主义哲学梦幻者。于是乎，古希腊“昔日表现于马拉松身上的雄壮体魄和心灵，为优柔寡断的文明所凌夷，体力和心力一天天趋于贫弱了”〔48〕。

尼采一方面把古希腊“英雄时代”的道德精神与苏格拉底以后的西方道德对立起来，扬此抑彼；另一方面，他又把原始希伯莱人的基督教与后来罗马以后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崇前鄙后。他认为《旧约》中所记载的早期希伯莱人的基督具有反叛的性格和独立精神，但后来罗马的保罗却把这些反叛精神淹没在信仰、同情、仁爱与屈从的道德教条里，这是一种勇敢道德向怜悯道德的堕落。因此，“基督教乃怜悯的宗教”，而“怜悯与提高我们生命力的强身情感（tonic emotions）相反对：它导致消沉的结果，……使苦难蔓延……”〔49〕正是由于基督教道德的腐蚀，导致了“人们在习俗的伦理范畴中，第一忽略了原因，第二误认了结果，第三错看了现实，而以一切最高的情绪（如敬畏、崇仰、高傲、感谢、爱好等情绪）织入一个幻想的世界中，即所谓高等世界”〔50〕。尼采还特别攻击了基督教道德用虚幻的上帝来钳制和软化人的意志力量，它披着仁爱的外衣，宣扬一种“东方女人式”的道德气氛，使人的强力意志受到低下的平等与民主式的道德的牵累，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他指责教会是“最严重的邪病”，“它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废物”〔51〕。

不难看出，尼采对传统理想主义和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实质，在于对传统道德的抽象性、保守性和非现实化倾向的深刻不满，和对基督教道德中的温情主义与反生命意志论倾向的否定，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抽象理想主义和宗教道德的神道主义的无情揭露和彻底批判。这是不无合理性的一次历史性否定，它代表着现代非理性主义伦理学与传统理性主义和西方基督教神学伦理的一次划时代的决裂。

如果说，尼采反基督教道德和传统道德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生命意志的禁锢和软化的缘故的话〔52〕，那么，他对叔本华伦理学的悲观主义情调的不满，则直接源自它对人的生命意志力量缺乏彻底的把握。叔本华把生命意志作为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但他仍然残留着康德哲学中的二元本体论的不彻底性，把意志本身与意志表象割裂开来，从而无法摆脱作为生命意志本质的绝对追求与作为意志现象的人生痛苦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尼采曾对叔本华的这些思想深信不疑，但到后来终于领悟到叔本华思想中的“腐尸难受的气味”，摈弃了这种软弱的生命意志的呻吟。他把生命意志一体化为人的生命本体，使叔本华的那种沉湎于往昔回忆的人生哲学昂起头颅，正视现实。于是，我们在叔本华和尼采之间便清晰地发现如下差异：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二元化的结构，尼采的则是一体化的生命实体；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的现实化是灰暗而悲壮的，而在尼采这里却成为强力意志的火山爆发般的迸发、超升和老鹰般的飞翔；叔本华的未来人生是一种由悲观的洗礼中超向虚无的印度佛学式预言；而尼采则把哲学伦理学指向了未来超人的境界和强烈现实主义的价值实现行为。因此，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沉寂，而尼采的人生哲学却是一种以悲剧的壮美感为形式的超悲观主义和行动主义。所以，他在认肯叔本华以生命意志为核心的哲学立场上，把消融在痛苦之中的意志自主要素（elements of self-command）重新挖掘出来。在尼采看来，叔本华确实比那些理想主义者高明，因为他没有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轻浮之气。但他过于怯弱，累于人生痛苦的现状。事实上，痛苦并不可怕，而且唯有痛苦才能产生崇高的人生价值。他说：“如果要使快乐变得很大，那就必定使痛苦变得很长，生活的折磨变得很凶。”〔53〕因此，在叔本华那里最痛苦的天才，在尼采这里则成了最有快乐、最为强健的“超人”。

由上可见，尼采确乎是聚集了“千万年的破坏能力”，给西方传统的道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