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时代，后者纯属异教淫物，是大逆不道的。

城市里再次响起了音乐。有些人仍在使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有些人已经换上了最新的播放工具，如今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了。喀布尔电台（塔利班时期被称为“沙里亚电台”）得以恢复，又播放起了流行音乐，沉寂已久的流行歌手再次受到听众的追捧。我特别喜欢歌手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在我看来，迪尔·阿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最深的故乡情。

走在喀布尔，耳畔还会不时传来久违的老歌。其实，人们对艾哈迈德·扎希尔等人的经典旋律一直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歌曲卡带还是大家的必备珍藏。哪怕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现在，人们总算能好好欣赏音乐了。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他们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

这些歌曲无论新旧，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那里的一些难民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喀布尔市中心靠近河边的大巴扎旧址，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乐子。161年前，英国人把大巴扎烧成了废墟。如今，这里又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买卖景象。商铺鳞次栉比，多得就像迷宫。其中，售卖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生意尤为火爆，施瓦辛格的片子销量相当可观。当然，要说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数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当时那些小摊所在的地方正是喀布尔河的河床（2002年以来的连年干旱，导致喀布尔河几近断流），因此，人们也把这里叫作“泰坦尼克市场”（如果河水涨起来，所有摊位都会没入水底）。

国家剧院（Kabul Nindari）再次开门迎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剧院每逢独立日便会上演一些原创戏剧。后来，由于塔利班政权禁止人们庆祝世俗节日（哪怕是庆祝阿富汗独立），剧院变得门庭冷清。古尔·马卡依（Gul Makai）曾是这里的一位小童星，如今，人到中年的她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担负起了复兴剧院的重任。作为主管，马卡依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招聘演员，排练剧目。几年过去，剧院已经创作了十几部新剧，并完成了200多场演出。［2］一个马戏团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巡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另一家剧团别出心裁，不但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译作达里语，还将故事背景嫁接到了现代阿富汗，他们的创意收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亚洲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媒体与文化中心”的项目。最终，他们推出了一部名为《面纱下的阿富汗》（Afghan Unveiled）的电影。由于亚洲基金会的资助，14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接受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做记者的培训。随后，她们走南闯北，深入城市、乡村采访妇女。那部影片非常精彩，不仅因为素材本身，还与女记者们的故事相关。影片的质量自然也属上乘。唯有女性记者才能深入女性的生活世界，毕竟，无论阿富汗的风气如何开放，也没有哪个家庭会允许陌生男人进入私人空间。随着影片的问世，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第一次为外人所知。而且，14名女性都是塔利班时代的过来人，都有困守家中的经历，她们甚至一度忘了家门口街角的模样。没想到，如今她们能够去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霍斯特这些远方的城市，和陌生人聊天接触，了解各地同胞的生活。通过这段经历，她们都找到了自我。［3］

20世纪60年代末，阿富汗的电影业在喀布尔缓慢起步。国立的喀布尔电影公司曾经辟出专馆，保存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影像资料。藏品当中，只有40部电影是本土出产的（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与短片）。内战爆发，让本就举步维艰的电影业遭遇了灭顶之灾。塔利班又遣人把展馆里的2000部电影焚毁，一切能找到的摄影器材也被捣毁。所幸展馆的工作人员在一面墙壁后藏了1000多部电影拷贝与一些设备，［4］塔利班垮台之后，它们才重见天日，仪器再次派上用场。依靠日本方面的援助资金，喀布尔电影公司重建了基础设施。像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亚马·拉希米（Rama Rahimi）这样的外籍人士，在喀布尔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班，为40名热切的学生讲授电影课程。

这时，喀布尔电影公司的导演萨迪克·巴尔马克（Saddiq Barmaq）也在筹备拍摄电影《奥萨马》（Osama）。这可不是一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生平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乔装改名，以一个叫“奥萨马”的男子身份生活在残酷的塔利班时代。后来，她的身份惨遭揭穿，并被一个毛拉强占为己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奖，为其他电影的制作铺平了道路。比如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Zoleikha），完全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在世界多地的电影节上广受好评。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现在，喀布尔大学的几名教授提议，重建其中的一座佛像，保持另一尊佛像的现状，以作为这场文化劫难的庄重纪念。这项提议引发了不少争议。正当阿富汗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旅法阿富汗考古学家泽马利亚莱·塔尔齐（Zemaryalai Tarzi）宣布，巴米扬山谷的某处洞穴中有一尊更大的卧佛。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古代旅行者文献的研究，研究表明，卧佛比最大的立佛还要大三倍。此后的每年夏天，塔尔齐都会带领团队前往巴米扬寻找卧佛（他们最近搁置了这项工作，因为当地局势仍不太平，某些野蛮之徒倘若得知佛像的所在地，巴米扬会再次迎来一场悲剧）。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幸运的是，2004年4月，博物馆馆长奥马拉·马苏迪对外披露，15年前，他和同事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里藏了2000多件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地下室被打开的那一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前来参观，还进行了电视转播，就像发现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一样。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中，后来有数百件作为“阿富汗黄金”（The Gold of Afghanistan）特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这些文物大多是金银制品，并镶嵌有宝石、半宝石，极具魅力。如此重大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实际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文物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100年间，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精致的金银碗和烧瓶。同一时间，正处于最后一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正在建造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正在打造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阿伊哈努姆（Al Khanum）经过考古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希腊文物，如青铜大力神像，以及一块描绘自然女神西布莉乘坐波斯战车的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