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1999年初，克林顿团队挫败总统弹劾案，克林顿得以走完剩下的总统任期。不过，克林顿到底是被丑闻束住了手脚，就连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戈尔也被牵连，选情一度告急。因为美国女性在选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她们心中的民主党形象已经变得相当不堪。民主党必须努力扭转局面。首先，白宫得转变对待塔利班的态度。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女权活动家已经有所了解。正当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遭口诛笔伐时，喀布尔的沙里亚电台（Radio Sharia）自豪地宣布，每天都有数百名女性因在公开场合露出手或脸而在街上被毒打。

一个名为“女权主义者领导联盟”（Feminist Majority）的组织开始尽其所能地宣传有关塔利班的信息，为大家揭开了塔利班的真实面目。喜剧演员杰伊·雷诺（Jay Leno）的妻子梅维思·雷诺（Mavis）发起了捐款项目。为了深刻揭露塔利班的种种恶行，该组织通过电子邮件报道塔利班社会政策的残酷事实，这封电子邮件是第一批迅速传播的电子邮件之一，“性别隔离”一词由此进入美国的政治良知中。

如果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旨在羞辱塔利班，使其改变政策，那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奥马尔的统治十分稳固，一帮美国女人作何感想，他完全无须理会。但女权主义者的目标确实也很重要，她们纠察了优尼科公司的美国办事处，还在那里向西方各国政府与企业发出警告：与塔利班打交道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优尼科搁置了输油管道计划（尽管优尼科公司否认此事与女性抗议有关），美国政府方面也显示出转变的迹象。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发表了批评塔利班的声明。1999年，联合国作出对塔利班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

至于塔利班，倒不能说无动于衷，他们表现得变本加厉。奥马尔先是签发“教令”，要求所有印度教徒佩戴黄色标志，这让人想起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在马扎里沙里夫，一名涉嫌通奸的妇女惨遭石刑。在体育场里，成千上万的男性观众仿佛庆祝胜利一般朝那名女性投掷石头。奥马尔通过展示肌肉，向巴基斯坦总理传递了一个简短信息：现在开始“一步步”执行“伊斯兰法律”，否则“他的国家可能会不稳定”。

塔利班士兵用炸药摧毁了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里世界最大的雕塑，这是一千多年前刻在悬崖上的两尊巨大立佛。在塔利班的所有行动中，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奥马尔对此颇为困惑，他问大家在哭什么，他说：“我们不过就是在炸石头。”［1］

尽管美国对塔利班日渐疏远，但仍与北方联盟保持距离，反对马苏德的理由一如从前。美国国务院仍然觉得唯有普什图人才能领导阿富汗，而北方联盟中有太多人不是普什图人。更何况现在出身杜兰尼部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已经加入马苏德的阵营，因为奥马尔刺杀了他的父亲。此外，贾拉拉巴德的实力派、吉尔扎伊部的长老哈吉·卡迪尔（Hajj Qadir）也追随兄长阿卜杜勒·哈克加入了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哈扎拉武装首领卡里姆·哈利利及占据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等人也先后加入，可见北方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美国之所以反对马苏德，可能是由于马苏德与伊朗关系密切。毕竟，敌人的朋友，只能是敌人。

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家还是看到了北方联盟的一些价值。联盟一旦溃散，塔利班将更无动力交出本·拉登，只要北方联盟继续战斗，塔利班随时可能为了获取支持而同美国政府谈判。于是，中情局开始向马苏德的组织提供援助。金钱、武器虽不足以让它发展壮大，但足够维持其生存。中情局还暗示马苏德，如果能生擒本·拉登，并将其安全移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帮助。

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按照当时的形势，生擒本·拉登已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更不可行。马苏德毕竟是一位穆斯林领袖，与本·拉登争夺同样的民心。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战场上杀死本·拉登，这无损他的声誉，但若是在美国要求下抓捕本·拉登，并将其移送美国进行司法处置，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傀儡，失去阿富汗穆斯林的拥戴。既然如此，他与美国的合作也就没了意义。

美国总统大选渐渐临近，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提到阿富汗政策，虽然克林顿及其幕僚一向短视，但布什政府却根本无视这个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克林顿政府一心只想抓捕本·拉登，而布什团队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本·拉登，更不用说他带来的风暴了。2000年大选期间，有人问乔治·布什对塔利班的看法。当时，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2］布什的外交政策专家赖斯对塔利班不屑一顾，称其为伊朗的走卒，要知道，双方根本不共戴天。布什政府承诺会制定一个总体方案，但他们不想对个别威胁大惊小怪。“我厌倦了打苍蝇。”面对赖斯，布什总统如此表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承认恐怖主义问题严重，但“时机尚未成熟”。［3］

乔治·布什及其团队是具有不同全球视野的新保守主义者，施政重点将发生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碰巧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相形之下，工业革命看上去就像石器时代。当“圣战”武装将喀布尔夷为平地的时候，计算机及其影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塔利班进军喀布尔时，个人电脑已经开始进入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电子邮件问世，使邮政服务变得过时。1989年还没有手机，此时变得只有磁带大小，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再也无须依赖固定电话。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世界，而塔利班正把阿富汗拽回公元7世纪。

新技术和新保守主义的愿景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大型公司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业务进行跨国分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薪资要求较低，生产正转移到中国、印度、东南亚与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发达、生活舒适的西欧、美国集聚，财政和会计职能则正在转移到税收较轻的“主权”国家。

阿富汗与这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和索马里及其他“失败国家”一样，似乎与这些发展进步无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星球上，最先进的部分和最落后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将达到引爆点。

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当年底，当两位候选人就“绞刑”问题展开辩论时，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里的阿拉伯学生正在为宗教激进分子、阿富汗“圣战”老兵扎马尔（Zammer）唱彩。扎马尔的四名学生，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