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铁血时代

为米尔·苏尔坦制造的冤孽实在太多，就连包括王储在内的最高法院官员也认为他应该收敛。这一次，国王倒是顺应民意。于是，米尔·苏尔坦不再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反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在法庭上，这名穷凶极恶的酷吏努力辩驳，为自己洗脱罪名。埃米尔告诉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必须清楚，此人夺取了6万人的性命！他呈上的死刑命令当中，我本人只应允了15或20起死刑。剩下那些都是此人为泄私愤而一手炮制的冤案。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屠夫应当如何处置，相信各位自有公论！”［10］

国王的意思，各位法官心知肚明。最终，米尔·苏尔坦被判公开绞刑。国王为民除害，似乎可以收获人民的爱戴。其实，对于苏尔坦的死，百姓们固然鼓舞欢腾，不过，每个人也都清楚，真正的暴君到底是谁。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残忍暴虐，从他设立的监狱就可见一斑。他的每处宫殿之下，都设有一处地牢。喀布尔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德玛赞监狱，可以关押9000名囚犯，监狱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一些报道）一度有7万人被监禁在喀布尔，已占到喀布尔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11］异见人士，贪污受贿的官吏，偷逃税款、散布谣言之徒以及涉嫌悖逆的商贩，无论年龄和性别，也无关出身高低，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国王的囚犯。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其中最惨烈的一役不是针对其他普什图部落，而是针对其境内的其他民族。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论及源流，这个民族是蒙古后裔，生活在阿富汗中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之前，哈扎拉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不过，埃米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服他教化的势力。为了迫使哈扎拉人就范，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又征召了一些部落武装，进军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即哈扎拉人的土地）的武装足有10万人之众，而哈扎拉部落全员不过34万人。［12］哈扎拉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战争分外血腥。最后，哈扎拉政权惨遭倾覆。埃米尔曾短暂地使奴隶制合法化，但仅限于哈扎拉人。由此，许多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公开贩卖，贵族之间甚至兴起了一股赠奴的潮流风气，几个哈扎拉儿童就可以表示“真挚的谢意”。

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最后一场战役把他带到了喀布尔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惯用木制雕像装点墓园，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为“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意即“异教徒之地”。卡菲里斯坦的五处山谷和众多的侧壁峡谷是如此狭窄和崎岖，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够征服这里。埃米尔在六个月内便征服了此地。他将卡菲里斯坦更名为“努里斯坦”（Nuristan），意为“开化之地”。此役之后，境内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归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管治之下。很快，“开化之地”遍布卡兰塔和毛拉，变得和其他地方毫无差异。

想当年，“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也曾创下一番功业，并成为阿富汗各大部落的公认领袖。但这无法满足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部落酋长，他要成为真正的王者。要达成目标，就必定得改变阿富汗这个社会。埃米尔的目标几乎已经达成。他逝世之前，阿富汗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它的官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权力，并将其影响带给每一个人。

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到底没有成功。他没能让阿富汗拂去旧貌，换上新颜。他想创造一个单一、完整、同质的新社会，但只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毛拉、马利克、村庄、部落社会中的可汗和首领，仍深深扎根于阿富汗土地上；另一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播下的新制度种子在生根发芽：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的神经向全国各地延伸，其代理人和管理者遍布全国，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由此呈掎角之势。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完全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许多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人有不少乡下亲戚，有人出身封建领地，后来进入城市，并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私人生活中，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不那么清晰，相关的情况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

阿富汗，还是那个阿富汗。乡村社会仍很封闭，国王的代理人无法进入乡村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法进入家族大院，无法进入隐秘的家庭世界，而这构成了阿富汗人生活的主体。“铁腕埃米尔”只是引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级领导，他们较为开明，渴望进步；他们的对手则倾向保守，多是乡村地区的传统领袖。双方的角力不但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且企图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外国势力也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