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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鞠躬,国王杀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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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中总出现国王,却很少看到独裁者?那是因为“国王”听起来比较柔和。还有人问,为什么理发师会经常现身?那是因为理发师丈量着头发,而头发丈量着生活。
在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中,孩子问理发师:“那个把猫扔了的男人什么时候会死啊?”理发师往孩子嘴里塞了一把糖果,说道:“等他的头发能塞满一只夯实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样重的时候,他就会死的。我把所有人的头发都装进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实被填满。”理发师说:“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称头发的重量。”
在我还不知道独裁者,在我还未开始写作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发师、头发和国王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国王在世时像一只狗像一只小牛,死后皇冠粘在头上一半是胆一半是瓜。发丝下所有夏雨让它们悄无声息的天使潜入玉米秸,它们都曾是国王身边的卫士。我长大的那个偏远乡村,没有柏油马路,只有颠簸的土路。但国王认识这条路,否则我们不会相遇。他和童话里的国王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他来自现实的世界,来自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头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祖父当过兵,曾被关在战俘营,在战俘营里刻过象棋子。
祖父的头发一绺一绺落下。营地理发师把树叶揉碎,用它的汁液涂抹头皮。理发师有个下象棋的嗜好,无论在哪儿,只要有机会就来一盘。他从老家带了一副棋,有七颗棋子儿在前线的混战中丢了,下棋时只好用面包块、羽毛、小树棍儿或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代替。几个星期后,新生的头发又厚又密,祖父开始琢磨带点什么东西去见理发师。他在营地发现了两棵树,一棵浅蜡,一棵深红。于是他用两棵树的树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给理发师。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祖父说。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离,让他觉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盘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于是祖父开始学下象棋。下棋不仅缩短了漫长等待时的乏味,也给生活带来些许依靠。下棋时,大脑和手指虽然没有进入真正的生活,却也是生活的一种变奏。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断片,坐在里面可以回首张望记忆中的故乡,同时翘首企盼着早日回家。人们逃进棋子,遁入游戏时光,不必再忍受时间的空乏。从战俘营回到村子后,和理发师一样,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个象棋子的训练,加上回村后漫长从容的时光,让祖父能够把刻棋子的手艺继续下去。木料在树上随时可得,他给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颗棋子是兵,他说,因为打仗以前自己是农民,回家后还要继续当农民。
给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祖父已经拥有了一副商店里买来的正规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制的、缺了四颗子的棋。这里面我最喜爱的是两颗(国)王,那蜡白和暗红的。棋子经年累月已经陈旧肮脏,变成灰白和深褐,像阳光下干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湿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缝,摇摇晃晃,雕刻时新鲜的木质在里面随意干枯,使得每颗棋子最终的样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两只,腆着肚子弓着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的,就是两个王。他们脑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过大,跌跌撞撞的。几十年来,祖父每周末都会下象棋。后来,下棋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人世,为了凑热闹,他只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过他还算运气好。每年,他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望嫁到邻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儿遇到一个用他的话说是“真正的”棋手。此后,他每周三都坐火车去邻村下棋,而且经常把我带上。我们村住的都是德国人,他们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个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时可以尽情享受他的两个爱好,因为他也喜欢讲匈牙利语。每次去他都带着我,这样他在下棋时我也能学点匈牙利语。
祖父的木匠姐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头戴木屑巴斯克帽,头上是木屑太阳穴和木屑耳朵,浓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做家具、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道。这些词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高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处,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慰藉注入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做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进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乱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触角。在衣柜、床头柜、床、凳子和桌子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眼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头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裸露,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部是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黄到深褐覆盖下的清澈。色彩在这里不再游荡,只为各自浓浓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处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种沉静的特质,一种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触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身体弥漫。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缝纫机,用来给棺材做枕头的。“这白色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子幽灵。”那长长的、从刨子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灵”。我喜欢这个词,那时就喜欢,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做死者的枕头。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道:“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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