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r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7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在至少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国际授权得到确保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朝其建国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阿拉伯世界整体，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执拗地反对分治方案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8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

在对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中，耶路撒冷显贵哲马勒·侯赛尼（Jamal al-Husayni）抓住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案例基于国际公正的原则；是天命和历史将他们置于这块土地上，他们想要的仅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下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他们自由和平地生活、依据传统发展自己国家的权利，要不断受到质疑并面对调查。”侯赛尼正是在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时发表了这番评论。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保卫他们的祖国免遭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9

没有人幻想分治决议的执行会不经历任何波折。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为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土地而战斗，更不用提那些划分给阿拉伯国家而又被他们所觊觎的领土。对阿拉伯人而言，为阻止犹太人夺取巴勒斯坦的任何一块领土，他们就必须击败犹太人。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在6个月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他们对巴勒斯坦针锋相对的权利要求而兵戎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有争议的领袖是流亡中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哈吉艾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还是国外都引发了部分人的反对。二战期间，他因叛逃纳粹德国而遭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痛斥，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猜疑。在巴勒斯坦，哈吉艾敏的领导权受到多名巴勒斯坦显贵的觊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在面对最大挑战时四分五裂。另一方面，由于试图在流亡埃及期间领导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哈吉艾敏又破坏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真正意义上一致行动的前景。

阿拉伯国家中很多也是刚刚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内部同样分裂严重且士气不振。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后第一次外交失败，尽管激烈反对但并未能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面对这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阿拉伯内部竞争也浮出水面。

自1937年首次提出以来，唯一对分治理念持支持立场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前埃米尔在1946年5月被加冕为国王）欢迎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并入其几乎被内陆包围的王国，他对分治方案的支持也激起了巴勒斯坦政治精英的极大不满以及穆夫提哈吉艾敏的公开仇恨。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卜杜拉几乎完全被孤立，仅能得到在伊拉克执政的哈希姆亲族极为有限的支持。他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明确猜忌，后者担心阿卜杜拉对其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阿拉比亚面对着哈希姆家族的对手沙特家族的长期敌意；在埃及则面临埃及国王的疑忌，后者不接受对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自封的主导地位的任何挑战。

与彼此协调行动并派遣正规军相比，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动员非正规的志愿军，即那些决心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正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反法西斯呼声的回应一样，这些阿拉伯的“林肯旅”来到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战。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解放军，其最著名的将领即法乌齐·盖伍格吉。


法乌齐·盖伍格吉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他参与的每一场战役都以光荣的失败告终。1920年，法国人击败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王国的当天，他就身处从麦赛伦撤退的阿拉伯军队之列；他在叙利亚城市哈马领导了反法起义，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一名老兵；在1941年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中，还曾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当拉希德·阿里的运动被镇压后，盖伍格吉逃往纳粹德国，在那里娶了他的德国太太，并在等待中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岁月。

盖伍格吉迫不及待地渴望从欧洲回归阿拉伯政治的舞台。德国战败后，他逃至法国。1947年2月，他和妻子使用假的身份和护照，搭上了一班飞往开罗的飞机。同年11月他抵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款待，每月领取一份津贴。

对叙利亚政府而言，盖伍格吉绝对是天赐之缘。叙利亚人不愿让自己弱小的正规军卷入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全力支持阿拉伯解放军，而盖伍格吉正是指挥这支军队的理想人选。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英雄般的声誉，拥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很快，这位头发灰白的57岁指挥官就在大马士革建立营地，为这支非正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招募工作。

1948年2月，一位名叫萨米尔·苏基（Samir Souqi）的黎巴嫩记者发表了一篇对盖伍格吉的专访，这篇访谈也生动地捕捉到战争前夕位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内的氛围：

这位阿拉伯领导人执意将他的家改造成一个军事指挥部，身着美军制服的非正规士兵守卫在周围。每天中的任何一个小时，都有身穿现代服饰的贝都因人、农民、年轻人站在他的台阶上，要求作为志愿军加入阿拉伯解放军。他还有一个位于盖塔纳的总部，志愿者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等待被派往巴勒斯坦。10

在阿拉伯联盟这一全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依靠阿拉伯解放军来打败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事力量。他们任命伊拉克将军伊斯玛仪·萨弗瓦特（Ismail Safwat）担任阿拉伯解放军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