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经》对此并无规定。1880年，中央政府签署了《英国-奥斯曼协定》以禁止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而不是遏制奴隶制。15

奥斯曼人还认识到，需要在改革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赢得公众对坦齐马特的支持。扩张官僚机构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普通民众征税，更高效地征召他们服西式兵役，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所有旨在使奥斯曼帝国更符合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法律变革，都与普通奥斯曼人格格不入。为了鼓励臣民接受这些陌生的变革，奥斯曼政府需要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上给予更多的投入。诸如煤气照明、蒸汽动力轮渡和有轨电车等大型项目，可以提升公众对素丹政府的自豪感与信心，可能会为改革派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为避免改革进程带来更多的动荡，帝国中央政府需要对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做出切实可见的贡献。

19世纪下半叶，政府在帝国各地的建筑项目和公共工程上大量投入。帝国的两个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享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汲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之后，奥斯曼世界开始在狂热的消费热潮中获取欧洲的工业技术。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世界被引入全球经济，工业商品和产品以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进入阿拉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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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埃及引领着现代化的行动。穆罕默德·阿里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大力投入，尽管他的项目总是考虑军队建设。投入建设埃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

阿巴斯帕夏（Abbas Pasha，1848—1854年在位）批准给予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特许权协议是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在其管辖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标准合同。特许权的条款将规定投资者和政府在固定期限内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特许权的条件越优厚，就越容易吸引企业家到自己的国家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自己的国库创造一些利润，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向外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随着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争相谋求新技术，实业家们开始讨价还价。阿巴斯帕夏是个保守的人，他不愿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太多承诺。

埃及的下一任统治者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致力于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他促成了欧洲和埃及的伙伴关系，将蒸汽机船引入尼罗河和红海。然而，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授予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如果埃及的特许权持有者建立的所有企业都成功了，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许多企业都面临高风险并最终失败。这对于希望通过投资欧洲技术来振兴国内经济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损失还会加剧，因为欧洲国家的领事们在他们的公民投资失败时还会索要赔偿。

每个领事都记下其他国家领事得到的赔偿，并试图得到更多的赔偿，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因此，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16就个人索赔而言，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0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据说，萨义德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他打趣道：“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我得花1万英镑。”17

苏伊士运河工程带来了数目最大的赔款账单。英国曾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鉴于其在印度的帝国，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比任何其他海上强国更依赖这条运河。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无权阻止埃及政府针对其主权领土发出特许权，但他们可以反对特许权的条款。具体来说，英国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埃及政府过于依赖同英国的友好关系，无法拒绝英国的反对意见，因此通知苏伊士运河公司，希望重新谈判1856年那份最初特许权的主要条款。该公司将争端移交给法国政府，以捍卫其作为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抵御来自英国的压力。

萨义德的继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1863—1879年在位）继承了这场争端，不得不接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者并不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方。1864年，拿破仑三世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埃及政府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政府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 33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空前的。18

尽管在发展项目上遭受重大损失，埃及政府仍然对其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作物是欧洲纺织业者所珍爱的长绒棉。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棉花的供应减少。1861—1865年间，棉花价格翻了两番。埃及的棉花年收入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1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150万英镑。随着棉花收入进入埃及国库，伊斯玛仪帕夏相信他可以在兑现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承诺的同时，仍然可以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

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1867年，他征得奥斯曼的许可，将他的总督头衔“帕夏”改为“赫迪威”（khedive），这是一个更显赫的波斯头衔，意为“总督”。身为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效仿巴黎重塑他的首都开罗。着眼于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埃及政府破产后被改作宾馆）。街道铺砌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19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受委托写了一部埃及主题的歌剧，为歌剧院揭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了《阿伊达》，歌剧院先在《弄臣》的旋律中揭幕了。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伊斯玛仪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骇人的开支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诸项庆典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开罗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伊斯玛仪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埃及实施发展计划，是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然而，埃及政府每给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