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半岛中部的战役中获胜，这是其他奥斯曼总督或将领没有做到过的。阿卜杜拉·本·沙特和瓦哈比政权的其他领导者从开罗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接受素丹的审判。

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将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变成了一个国家庆典。他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外国大使和帝国的重要人士到托普卡珀宫观礼。3名罪犯——军队统帅阿卜杜拉·本·沙特、首相和瓦哈比运动的精神领袖被戴上重链，因犯下反宗教和反国家罪接受公开审判。审讯结束后，素丹判处3人死刑。阿卜杜拉·本·沙特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门前被斩首，首相在王宫正门前被处决，精神领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市场内被砍头。他们的尸首被拿去示众，头塞在胳膊下，示众3日后，尸首抛入大海。12

随着法国军队被驱逐出埃及和瓦哈比运动的失败，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可能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挑战。然而，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埃及总督本人将对马哈穆德二世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瓦哈比派攻击的是帝国的边缘地区，虽然该地区就信仰而言非常重要，但边缘终究是边缘，而穆罕默德·阿里将对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统治王朝本身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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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易卜拉欣为奥斯曼帝国击败瓦哈比派，马哈穆德二世将穆罕默德·阿里的这个儿子晋升为帕夏，并任命他为希贾兹总督。红海行省希贾兹就以这种方式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帝国的第一块新增领土。此后，埃及财政将获得吉达港的海关收入。吉达是红海贸易中的重要港口，也是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门户，因此，吉达海关的收入相当可观。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入侵苏丹，大大巩固了埃及对红海的控制。他在尼罗河上游为他的军队寻找新的奴隶士兵来源，同时也希望在苏丹找到神话中的金矿，以充实他的财库。暴行破坏了这次在苏丹的军事行动。喀土穆以北尼罗河边辛迪地区的统治者杀害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il），埃及远征军采取报复行动，杀害了3万名当地居民。黄金从未出现，苏丹人宁愿死也不愿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服役。数千名被俘的服兵役者在从家中被带走时满心沮丧，他们染上了病，在前往埃及训练营的长途跋涉中丧命。1820—1824年间被奴役的2万名苏丹人中，到1824年只有3000人幸存。13苏丹战役（1820—1822）真正让埃及受益的是商业和领土。将苏丹纳入埃及帝国后，穆罕默德·阿里将他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控制了红海贸易。埃及对苏丹的霸权将持续136年，直到1956年苏丹重获独立。

埃及军队新兵短缺让穆罕默德·阿里严重受限。阿拉伯半岛和苏丹的战事，以及士兵年事的增长，使他最初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实力大打折扣。到苏丹战役时，穆罕默德·阿里军队中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在埃及待了20年。奥斯曼人于1810年禁止从高加索向埃及输出军事奴隶，以防止马木鲁克复兴并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本人的野心。奥斯曼帝国也不愿意派任何帝国的士兵去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因为欧洲的前线还需要他们。缺少外部的新兵资源，埃及总督不得不回过头来依靠自己的民众。

在奥斯曼帝国的世界里，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一支从工人和农民中征募士兵的军队，仍然是新鲜事物。士兵是由奴隶构成的军事阶层。在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步兵军团，也就是所谓的禁卫军，调整了他们的征兵方式，不再实行“男孩征募”。士兵们娶妻生子，并让他们的儿子加入禁卫军，但有别于其他人群的军事阶层的概念依然存在。农民们被认为过于被动、缺乏活力而不适合服兵役。

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同欧洲军队作战时失利，这让素丹对帝国步兵的战斗力渐生疑虑。他们邀请退役的普鲁士和法国军官到伊斯坦布尔介绍现代欧洲的作战方法，如阵形组合、刺刀冲锋和移动火炮的使用。18世纪末，素丹塞利姆三世（1780—1807年在位）建立了一支新的奥斯曼军队，士兵征募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身着欧式马裤，由西方军官训练。他称这支新军为“尼扎米·杰地德”（Nizam-i Cedid），即“新制”部队，该部队的士兵被称为尼扎米兵。

1801年，素丹塞利姆三世向埃及派了一支4000人的尼扎米军团，穆罕默德·阿里得以亲眼见证军团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一名同时代的奥斯曼人记录道，派到埃及的尼扎米军团“勇敢地与异教徒作战，连续击败他们的入侵，未见也未听闻任何一名士兵脱逃”。14尼扎米军团对强大的禁卫军构成的直接威胁甚于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尼扎米军是“新制”，意味着禁卫军是“旧制”，但后者不会在仍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接受裁减。1807年，禁卫军叛变，推翻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尼扎米军。虽然奥斯曼帝国的首次国家军队试验以不幸的结局告终，但它仍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个可在埃及复制的模式。

而拿破仑的军队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第二个参考模式。法国的全民兵役带来了一支大规模公民军队，在精明能干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具有征服各大陆的能力。然而，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埃及人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从来没有像法国的革命将领那样，试图用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口号来鼓动他的军队。他建设埃及的新制军队，除了决定延请法国军事专家来训练他征募的军队外，效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尼扎米军的先例。1822年，他委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塞韦斯上校（Colonel Sèves）——一名在埃及被称为苏莱曼·阿加（Sulayman Agha）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国人，来组织和训练一支完全从埃及农民中征召的尼扎米军。一年之内，他就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该部队的人数达到13万。

埃及尼扎米军的组建并非一蹴而就。埃及农民担心他们的农场和家人的福利，他们对家园和村庄十分依恋，导致服兵役成为一种真正的折磨。当征兵队逼近时，有些农民逃离他们的村庄以躲避征兵。另一些人则故意割下手指或打掉一只眼睛，使自己残疾，以便以此获得豁免。各地都起来反抗征兵，1824年，上埃及估计有3万名农民造反。即便被迫服兵役，也有许多农民逃走。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才能迫使埃及农民参军。令人吃惊的是，这支不情不愿的军队在战场上却非常成功。在希腊，这支军队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821年，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诸省爆发了民族主义起义。这次起义是秘密社团“友谊社”（Filiki Etairia）的成员发起的，该社成立于1814年，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是一个独特的社群，维系这个社群的是他们的语言、东正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从古典时期一直到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公开的民族主义起义，希腊战争带来的危险要比18世纪地方领袖的叛乱严重得多。以前的叛乱仅由领袖个人的野心推动，而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激励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1821年3月，起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希腊中部、马其顿、爱琴海诸岛和克里特岛。奥斯曼人发现他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进行阵地战，于是向穆罕默德·阿里求助。1824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