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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参与这次会见工作的外交部苏东司司长李景贤和两位翻译,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发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型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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