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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他不了解前期会议的情况,就向一些人了解情况。黄克诚后来回忆:我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杨尚昆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8月11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委,他的问题另外解决。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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