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

一个用外语写小说的外国作家，而是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按照和他们相同的规则去竞技。我首先稳稳当当地设定了这样一个体系。
决定这么做，是因为与宾奇第一次见面时，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无法受理不能用英语阅读的作品。”她要自己阅读作品，判断其价值，然后再开始工作。自己阅读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里，也无法开启工作。作为一个代理，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决定先准备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译本。
日本和欧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说这样的话：“美国的出版社奉行商业主义，只关注销售业绩，不愿勤勤恳恳地培养作家。”虽然还说不上是反美情绪，却让人屡屡感受到对美式商业模式的反感（或缺乏好感）。的确，如果声称美国出版业根本没有这种情况，那当然是说谎。我就遇到过好几位美国作家，他们都抱怨说：“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书卖得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一旦卖不动了就冷若冰霜。”确实有这一面，但也并非只有这一面。我曾多次亲眼目睹过代理和出版社不计眼前得失，对称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倾注全力。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个人的好恶和激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依我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致相同吧。
依我所见，不论在什么国家，愿意从事出版工作、想当编辑的人原本都是爱书人。就算在美国，一心只想大把赚钱大把花钱的人，大概也不会来出版业就职。那些人不是去华尔街（金融业），就是去麦迪逊大街（广告业）了。特殊例子另当别论，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里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种自负、一种气概：“我就是因为爱书，才从事这份工作的。”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会不计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和波士顿）住过一段时间，与宾奇、盖瑞和萨尼有些私交，关系亲密起来。大家分住异地，相隔遥远，但长年累月地一起共事，还是会时不时见面闲聊，一起吃饭。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把一切托付给代理，几乎从不和责编见面，抛下一句“这个嘛，你们看着办好了”，这种全部推给人家的态度，会导致原本应该顺利运转的东西都转不动了。当然，假如作品有绝对的实力，那倒也无所谓。不过平心而论，我没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论什么事，“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尽量自己去做”，所以尽可能亲力亲为。在日本出道时曾经做过的事情，再到美国重新来一遍。四十几岁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归到“新人状态”。
我如此积极地开拓美国市场，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过种种不太开心的事儿，让我切身感受到“就这样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办法”。当时正值所谓“泡沫经济时代”，要在日本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生活下去，也并非什么艰难的事。日本人口超过一亿，几乎全都能阅读日语，也就是说基础阅读人口相当多。再加上日本经济势头雄劲，令世人瞠目结舌，出版界也呈现出一片盛况。股票只升不降，房地产价格高涨，世间钱多得要溢出来，新杂志接连不断地创刊，杂志想要多少广告就有多少广告送上门来。作为写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约。当时还有许许多多“美味诱人的工作”。甚至曾经有过这样的约稿：“这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经费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游记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向我发出奢华的邀请：“上次我在法国买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优哉游哉地写小说怎么样？”（这两个提案我都礼貌地拒绝了。）如今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难以置信的时代。即使堪称小说家主食的小说销路欠佳，单凭这种美味诱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的时期）的我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我开始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国。那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
还有一点，在日本，针对我的作品和我个人的压力相当大。我的基本观点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写的有缺陷的小说，不管人家说什么都无可奈何。”实际上也是从不介意、我行我素。但当时毕竟年轻气盛，听见这种批判，便屡屡感觉：“这话说得岂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连私生活领域也遭受践踏，家人也被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还受到过人身攻击。为什么非得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不可？我与其说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再回过头看看，我觉到那很可能是同时代的日本文学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编辑等）对挫折感的发泄，是“文艺界”对所谓主流派纯文学急速失去存在感与影响力的不满和郁闷。也就是说，范式转移正在眼前徐徐展开。然而在业界人士看来，这种堆芯熔毁式的文化状况是可悲可叹的，同时又是不能容忍的。许多人恐怕把我写的东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损害和破坏理想状态的元凶之一”，就像白细胞攻击病毒一般，试图加以排斥——我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这种人破坏掉，只怕还是被破坏的一方有问题吧。”
“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时常有人说这样的话。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外国文学的翻版”，还自以为在积极追求和摸索日语这种工具的可能性。“既然这么说，那我何不去试一试，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国究竟能不能通行。”老实说，也不是没有这种挑战的念头。我绝不是不服输的性格，却也有股倔劲儿，对无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国为中心展开活动，也可以减少与日本这纠缠不清的文艺界发生关联的必要。不管人家说什么，置若罔闻就是了。对我来说，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想起来，在日本国内遭到抨击，倒成了挺进海外的契机，也许被人诋毁反倒是一种幸运。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如此，再没有比“捧杀”更可怕的东西了。
在外国出书最令我高兴的事，是有很多人（读者或评论家）说：“总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创性，和别的作家写的小说都不一样。”不管给不给作品好评，认为“这个人的风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见还是占大多数，与在日本受到的评价大相径庭，这真令人欣慰。认定是原创，认定我有自己的风格，对我就是胜过一切的赞美。
然而，当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或者说当大家得知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后，日本国内又有人说话了：“村上春树的书在海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他的故事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我稍稍有些惊愕：“这么一来，不是和原先说的恰恰相反吗？”唉，真是没办法。只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专会见风使舵，毫无根据地满口胡言。
大体说来，小说这东西是从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战略考虑，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改来改去的玩意儿，也不能先做点市场调查，再视其结果刻意改写内容。就算可以这样做，从如此肤浅之处产生的作品，也不可能获得众多的读者。纵然一时受到欢迎，这样的作品和作家也不会持久，大概无须多久就会被人们忘却。亚伯拉罕·林肯留下这样一句话：“你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