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

强制地让我接替他这个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项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维达小姐谈话。记录气象数据的任务，对改变我犹豫不决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就是说，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务；因此，不管我和茨维达小姐的谈话进展如何，十二点差五分我便会对她说：“哎呀，我忘了，我得赶快到气象台去登录数据。”我会跟她告别，可能觉得恋恋不舍，也可能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哪种心情我都会果断地同她告别。我觉得，昨天考德雷尔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时，我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这个任务将会鼓励我去同茨维达小姐讲话，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清楚地看清这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感觉。
茨维达小姐正对着一只刺海胆在写生。她把马扎放在防波堤上坐在那儿；刺海胆肚皮朝天，肉棘展开，用力地抽搐着妄图翻过身来。这位姑娘画的是软体动物的肌肉扩展与收缩的草图，采用明暗对照法，并在周围用密集的竖线勾出轮廓。我心里想好的论点，即贝壳的形状是虚假的和谐，掩盖了大自然真正的实质，但现在这个论点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刺海胆的形象以及姑娘的画，都给人留下一种令人恶心的、惨不忍睹的印象，仿佛见到一副剖开的肚肠。我没话找话地对她说，刺海胆比什么都难画，因为不论是从上面看它的肉棘还是翻过来看它的软腹，虽然它身上有种放射状对称性，却很难用直线把它描绘出来。她回答我说，她之所以画刺海胆，是因为睡觉时老梦见这种图像，并想以此摆脱这种图像。同她告别时我问她，明天早晨我们能否还在这个地方见面，她说明天她有别的事，但后天还会带着速写本来写生，说我很容易找到她。
查看气压计时，有两位男子走近大棚。他们身穿黑色大衣，衣领都竖立着；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他们问我，考德雷尔先生是否不在；又问他上什么地方去了，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住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回答说不知道，并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向我打听考德雷尔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他们这么说着便离开了。
星期三。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去茨维达小姐的旅馆里送给她。门房告诉我，她早就出去了。我转了很久，希望能碰见她。古堡门前的广场上囚犯们的亲属排了一队，因为今天是监狱的探视日。我发现茨维达小姐站在一群头上包着头巾、怀中抱着哭哭啼啼的幼儿的妇女中间。她帽檐下面一层黑纱罩住了她的面孔，但她那姿态与众不同：昂着头、直着脖，仿佛很傲慢。
昨天在气象台询问过我的那两位身穿黑衣的男子，正站在小广场的一角，仿佛在监视监狱门口的人群。
刺海胆、黑面纱、陌生男人，都笼罩着一层令人费解的黑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我面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视为黑夜向我发出的信息。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在生活中都尽量减少与黑暗接触，因为医生禁止我黄昏后出门，我接触到的只有白天的世界。但现在我却在白天的、无所不在的、几乎看不到阴影的光亮之中看到了比黑夜更加黑暗的黑暗。
星期三晚上。每天晚上，当黑暗降临的时候，我都伏案疾书，不知将来是否有人会阅读我的手稿。库吉瓦旅店我的房间里灯光照耀着我这十分潦草的字迹，不知未来的读者是否能够辨认。也许我这本日记要在我死后很久很久才能问世，那时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现在正确使用的一些词语那时也许已经废止，也许已经语义不清。尽管如此，得到我这本日记的人比起我来总要优越得多，因为一种书面语言总可以推出它的词汇与语法，区分开它的句读，或者加以改写或者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我呢，我要在日常生活中连续发生的各种事物中看出外部世界的意图，摸索前进，因为我知道，任何词汇都不可能把事物给予你的所有的提示全部都变成语言。我希望我的这些感觉与思虑对将来阅读我的作品的人，不要成为他们理解中的难点，而应成为我的作品的实质；如果未来的读者从完全改变了的思维习惯出发，觉得我的思路不可捉摸，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使他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努力在各种事物中看出期待我看出的那种含义。
星期四。茨维达小姐向我解释说：“由于监狱长的特许，我可以在监狱探视日带着画笔和画纸进入监狱，坐到会见室的谈话桌边。囚犯亲属们这一纯朴而人道的行为有许多可供速写的素材。”
我并未向她提过任何问题，但是，由于她发现我昨天看见她站在监狱前的小广场上，她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在那里出现进行辩解。我倒希望她什么也别告诉我，因为我对人物画没有任何兴趣。如果她果真把那些素描拿出来给我看的话，我肯定不知如何评价它们；不过她并未把那些画拿出来给我看。我想她大概把那些人像画收在专门的画夹里，并且每次都把那个画夹存放在监狱办公室里，因为昨天我看见她时（我记得很清楚），并未看见她带那个形影不离的速写本与铅笔盒。
“我要是会画画的话，我会全力以赴地去研究无生命物质的外形。”我断然说道，因为我想改变话题，也因为我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在无生命物质的状态中识别自己的各种心情。
茨维达小姐立即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她说，她最喜欢画的东西是小渔舟使用的那种“四爪锚”，它有四个爪钩。经过防波堤边停泊的小船时，她还指给我看四爪锚，并且向我解释，画那四个爪钩时选择倾角与透视角会遇到哪些困难。我觉得这个物体传给我一种信息，我应该译解这个信息：锚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固定在什么上面，抓住某种东西，沉下去，结束我这种漂浮状态，这种浮在表面的状态。但是，这种解释有可能产生这种疑问：这是否是邀请我起锚向大海航行呢？四爪锚的形状中确有某种东西，也许是那四只爪钩，也许是那被海底岩石磨损了的四条弯臂，告诫我说，不论采取哪种行动，都会带来损伤与痛苦。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不是一个深海使用的大锚，而是一个灵巧的小锚。它并不要求我放弃青春年华，只是要求我停泊一下，思考一下，研究一下我自己身上的未知数。
“要想从容不迫地从各个角度画这种描，”茨维达说，“我自己就应该拥有一个，以便同它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您认为渔民会卖给我一个吗？”
“可以问问。”我说。
“为什么您不想买一个呢？我自己不敢去买，因为一个城里姑娘如果对渔民的一件粗笨的东西发生兴趣，会使人感到惊讶。”
我仿佛看见我把这样一个四爪锚送到她面前时，力求做得像在送她一束鲜花，因为四爪锚丑陋的形状显然不像一件礼品，送给她这种东西我有点于心不忍。当然，这里蕴藏着一种我未能发现的含义，我以后要好好体会它。想到这里便答应为她购买一只四爪锚。
“我想要带锚索的四爪锚，”茨维达补充说，“我会数小时坐在那里不知疲倦地画那团绳索。因此，请您再买条长长的绳索，十米长，不，十二米长。”
星期四晚上。医生已允许我适度饮用含酒精的饮料。为了庆贺这个喜讯，黄昏时我走进“瑞典之星”酒馆喝了一杯温热的朗姆酒。酒馆柜台边站着一些渔民、海关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一位身穿监狱看守服的醉醺醺的老人声音洪亮地压倒各种议论说道：“每星期三那个香喷喷的姑娘都递给我一张一百克郎的钞票，叫我让她和那个囚犯单独待在一起。到星期四这一百克郎就变成了许多啤酒。探视结束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出监狱，浑身都是监狱里的臭味。那个囚犯回到牢房里，囚服上沾上了那个姑娘的香气。我呢，满嘴啤酒气味，生活是什么？就是串味儿。”
“生活是串味儿，你还可以说，死亡也是串味儿，”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