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开张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