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气腾腾李元昊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有一句话叫作“奉正朔”，朔是“初一”，意思是遵循某一国的元号和历法，也就是指臣从而言。
中国的习惯是，只准许奉正朔的属国以朝贡的形式互相交易，以日本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满为例，为期望与明朝交易的他在致国书时，使用的就是明之元号和历法，并且署名为“臣源义满”。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元号，但限于国内使用，足利义满在国书上用的是明的元号和历法。
于李德明缔结对宋臣从之和约后，西夏在国内也使用宋之元号。
和平主义者西夏王李德明去世，是宋天圣九年（1031年）的事。酷似祖父喜好战斗且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继位为西夏王，宋的西北边境因而再度风云告急。
李德明去世的翌年，宋改元为明道。对民族主义者李元昊而言，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不再使用宋的元号，而订定自己的元号。不奉正朔，可以解释为不再对宋臣从，倘若宋做此解释，自然会对西夏采取惩罚行动。
而西夏却有充分的口实。
依据儒教伦理，父亲之名非避讳不可。甚至于科举考试时，遇到和父名同样的文字，也必须改用其他的字眼，确实无法改用其他的文字时，一般习惯会把这个字少写一画，比如将“宋”字写成“宁”。
由于宋改元的明道这个元号，与李元昊父亲的名讳“明”字相抵触，他因而以字义接近的文字作为口实，决定使用“显道”这个元号。“明”与“显”字义相同，因此，宋对这一点是无话可说的。
找借口创造元号，等于是变相地自立宣言，虽然如此，“显道”这两个字还是予人有依附宋元号明道的感觉。
李元昊继位后，首先着手的是加强军备。为了自立，自然难免诉诸武力，因此必须有所准备。由于党项族人口不多，所以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极力整备国家体制，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创建的和平国家改为军事体制的国家了。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盼望在新体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将会开运——这是他决定使用这个元号的意图。
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年），他再度改元为“广民”。前一次暗示为自立宣言的元号，有欠研究，经过后来的调查知道，“开运”这个看似吉利的元号已为五代时的后晋所用，而且后晋就是亡于开运年间。在知道这个元号不吉利后，李元昊立刻决定再度改元。
虽然在订元号上出了差错，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军事国家体制却构筑得相当理想。
西夏的势力范围内有黄河划着极大的弧形流过，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地区。军国化了的西夏越过这个地区，进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黄河以西之地，是汉武帝于公元前约百年时设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东至西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军队将河西四郡由东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扩张领土，对李元昊而言，这是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
由于是两强的属国，所以西夏应该脱离宋、辽两国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却避开两面为敌，在与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只展开对宋的独立战争。他娶的妃子是辽国皇女兴平公主，这当然是政治婚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并不融洽。兴平公主过世时，辽国曾派使节至西夏，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
对西夏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搞不好会被迫两面作战，所幸局面并未演变及此，且得以维系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
敦煌因有无数石窟的鸣沙山而闻名，石窟之内的壁画堪称佛教美术的宝库。据说，第一座石窟寺建立于公元366年，其余无数新寺则于后来的数世纪内，在当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于唐代所建造高达三十三公尺（或称二十六公尺）、较日本的奈良大佛犹大一倍以上的弥勒菩萨塑像保存迄今。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来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该地的信仰气氛极为浓厚，历经五代至宋的改朝换代，从未有所改变。政治上的情势是，由于唐之衰弱，曾经有过吐蕃支配这个地区的时代，但后来吐蕃发生内讧，敦煌豪族张议潮遂趁机将吐蕃势力逐出此地。
唐置归义军节度使于此，并任命张议潮就任此职。尽管形式上敦煌归属唐之版图，但由于张议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夺回敦煌，因此，实质上这里等于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敦煌地方政权的领袖由张氏转移到曹氏手上。曹氏亦为有力豪族。唐灭亡后，与中央无甚密切关系的敦煌豪族政权继续存在着。
西夏军队出现在敦煌是1036年的事。
“听说，党项蛮族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准备把佛像和经书全都烧毁。”
“真是罪孽！”
“经书怎么可以被他们烧毁？我们非好好守护不可！”
“情势非常紧迫，我们若要动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应该最为理想。把经书藏到那里，然后把墙壁以灰涂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这个主意很好！”
信仰坚定的敦煌人赶紧腾出耳房，将经书堆置到里面。藏起来的除了经书，还有佛画。耳房是在石窟内另外开辟作为开山堂（供奉开山宗师的房间）的地方，由于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脸孔的旁边。因而称为耳房。人们把供奉在这里的开山宗师像移到别处，腾出空间用来藏纳经书和佛画。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败而归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气息，等着看西夏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发现传闻与事实颇有出入。原来西夏党项族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占领军队进入敦煌后，第一件做的事是保护佛寺。
由于耳房门口已用泥土堵住，并且在涂抹灰泥之后画上壁画，所以占领军并未发现里面还有房间，而把经书等东西藏到耳房的住民，这时候也不便于把这件事情告诉西夏官员。
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由于人们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问。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对王道